杜甫离开蜀地直至逝世，其生命最后的岁月都在船上度过。“船”是杜甫生命后半的栖身之所，更是他一生颠沛漂泊的写照。
该书以“船”为关键词，结合杜甫存世的诗文，讲述了一代诗圣最后十年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势、典章制度、文化观念、时代风尚、人文地理以及人际关系等也穿插其间，一个全新的、真实的杜甫形象跃然纸上。
自序
第一章 舟楫
第二章 何处
第三章 寄食
第四章 寸心
第五章 危樯
第六章 南征
第七章 招魂
余论 成圣
不废
参考文献
后记
七八年前，我开始系统地阅读杜甫的1400多首(篇)诗文。
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全书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而我读诗的时候，却有更大的企图心，希望从读者的角度跳出来，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以一种“向前看”的视角体察诗人的创作心理，看清楚一首诗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十多年前，我就是用这种视角，从上自魏晋，下迄现代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中随机选取200多首诗进行研读，写了200篇小短文辑为一册，题为《诗家心法》。
这本小册子非常粗浅，羞于示人，只在少数几位学友中流转，但它对于我提高古诗词的解读能力却大有裨益。
始料未及的是，这样读着读着，我突然从这些诗文中看到一个与人们固有认知截然不同的杜甫，内心受到极大震动。
随着阅读的深入，这个“不一样的杜甫”，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越来越生动，要把他写出来的冲动越来越强烈，终于在2020年封闭在家的那段时间开始动笔。
……所以当你去读现有的杜甫传记，会感到他的一生充斥着无法解释的矛盾；当你去读千余年来关于杜诗的注释，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牵强附会、含糊其辞的地方。
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本色的杜甫，矫正高度政治化带来的扭曲，同时揭开各种遮蔽之下的失真，可能是我们能够给予这位中国最伟大诗人最大的公正。
杜甫的忧患和痛苦，杜甫的挫折和困顿，承载的是时代、国家、民族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愿望和命运，令他伟大和不朽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苦难，也不仅仅是他杰出的诗篇，而是他的苦难和诗篇中蕴含的情怀。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将失去杜甫的灵魂。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杜甫身上的“大智慧”，他是诗人，也是儒家，他至情至性，对这个世界抱有巨大的善意和真诚，对人生的苦难极为清醒。
他是官员，也是祖宗的后代、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他极具责任感，富有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极为执着和坚韧，他的人生态度，完全是性情、责任、才华、理想和历练淬炼而成的，既有不变的信条，又不乏爱的温情；既超凡脱俗，又脚踏实地。
最难能可贵的是，杜甫毕其一生，始终做到了个人性情、家庭责任和政治抱负的平衡，即便是在时代巨变、社会动荡和战乱频仍的惊涛骇浪中，也能保证人生之舟不偏航、不失重、不倾覆。这或许是当下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杜甫赋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意义。
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与杜甫走得越来越近，最后仿佛走进了他的思想和情感深处，心中蓦然响起这么一句话：千余年古今知己，三不朽翻案文章。
也许，唯有如此，我这个卑微的后学，才有资格穿越时空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杜甫的诗，的确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不知为何，它们常常令我想起已经故去的父亲，内心涌起无以言表的悸动。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杜甫来到了湖南，在杜甫笔下，我的家乡美丽、淳朴、热情、富有生机，尤其是湘江，明净而神秘，一次又一次打动着我，于是心中萌生一个愿望：待书脱稿后，一定要去湘江看看杜甫描写过的地方。
2025年5月上旬，我约了几位朋友，利用假期带着一艘充气皮划艇，从耒阳杜甫墓出发，沿湘江漂流而下，历时十一天，水路兼程近九百里，抵达平江杜甫墓。
一路上，我们寻访杜甫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尽管过去了一千二百多年,尽管湘江因修了数道大坝水位抬升，但杜甫诗句描绘的景象仍然依稀可见，哪里有一处沙洲，哪里有一块石壁，哪里会水流转向，哪里会江风骤起，哪里有险滩激流，甚至哪里有荇草和游鱼，都与杜甫的诗句一一暗合，仿佛我们就是坐在杜甫的船上航行一样。
杜甫诗中提到的方田驿、赤石村、晚洲、花石戍、空灵岸、凿石浦、江阁、铜官渚、
乔口、鸭栏驿、白马滩、青草湖，今天依旧保留着古名；而衡山文庙、湘夫人桐、白沙驿等处虽然不见其踪，但经人指引，依旧能找到旧址。
即便两岸修了公路，村舍俨然，但弃舟登岸，只见农户门院洞开，却不闻人声，那种宁静，好像还停留在杜甫杖藜在此处行走的时光里。
一千多年来，这里最大的变化恐怕要算岸边的树木，杜甫诗中提及的枫林是一棵也没有了。湘江漂流，使我更加确信杜甫的船一定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帆船，根据他的诗句比算行程，这艘帆船逆流而上的时速可能达到二十里，居然比我们的皮划艇四支桨加电动螺旋桨顺流而下的速度还要快近一倍。
如果不经实地体验，我恐怕想不到杜甫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深。
湘江上下，包括上游的耒水，下游的汨罗江、洞庭湖，以及洞庭湖口的城陵矶和鸭栏驿，杜甫所到之处，都留有大量的遗迹、名胜和纪念场所。
耒阳县分布有杜甫墓、杜甫公园和杜甫码头。
花石村的崖石上矗立着杜甫草堂，它是二十多年前由刘芝兰老太太用一生的积蓄个人修建的。
晚洲的千年古樟树干已空，但枝叶繁茂，累累如冠，传说杜甫当年曾系舟于此。
株洲古凿石浦处新建了规模不俗的杜甫草堂，资福寺内整立着社会贤达捐建的杜甫像石碑。
长沙市内湘江东岸杜甫江阁前人头攒动；铜官石碑渚的小巷里陈列着杜甫的船的硕大模型,传说杜甫曾在此“守风”；乔口镇上每个角落都有杜甫的印记，杜甫亭、杜甫客栈、杜甫码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三贤祠”祭祀着屈原、贾谊和杜甫，他们为湖文化植入了深沉而苍凉的历史基因。
岳阳楼前怀南亭静静地俯瞰洞庭波光，它建于上世纪60年代杜甫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之际；平江杜甫墓正在全面整修，其规制与格局令人肃然，人们介绍杜甫祠的墙上还保留着唐代古砖，唐代石柱础散发出古拙、浑朴的气息。
至于书写和镌刻杜甫诗句的槛联、摩崖、石碑、亭廊更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湘江两岸的人，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从事什么职
业，都知道杜甫，都熟悉当地流传的杜甫故事。
每次问路，只要一提杜甫，他们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孩子们能即兴背诵杜甫的诗句。在乡镇街道的麻将桌旁，在县城深巷的餐馆里，在衡山文史专家的客厅内，在南岳山麓朋友的枇杷树下，在兴马洲民宿的庭院中,在平江杜甫墓的祠堂边，我们与这里的人围坐一起，谈论杜甫，许多人居然能立即找来地方史料，引经据典地讲述杜甫在当地的行迹。
对于花石村的人来说，杜甫已经化为一个唤作“杜甫老爷”，能送财赐福的地方神，村民说：求啥保啥,灵验得很。
第十一天，我们来到漂流行程的最后一站一一城陵矶，杜甫当年就是从这里进入湖南的。站立在城陵矶新建的客运码头上，眺望远处三江汇流的开阔水面，我们仿佛看到杜甫的船正映着夕阳从天际扬帆驶来，在湖南历史文化、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湘江十一日,写了十一首五律记录行程,题为《从杜甫墓到杜甫墓一一与唐兵兵、崔谦牧等友人湘江漂流十一日》,这里就摘录其中第十一首作为本序的结束语吧，
2025年初，此书终于脱稿了。
尽管是一本小书，但多年来我的确为它付出很大的心力，因为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进度非常缓慢，一天几百字、几百字地往前拱，加之由于工作、家事以及健康原因，写作进程常常被打断，好几次一搁就是半年，好像永远看不到结束的那一天。
没想到，日积月累，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杀青”了，现在还记得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时，那一声轻响带给我的欣喜和轻松。
当然，也有失落，因为此书，我已习惯了这种业余书斋生活，入夜的阅读、思考和写
作，发现的困惑、烦恼和惊喜，让我的日子充实而富有，使我的内心宁静而超脱，书稿的完成，一下将我从这种状态中释放出来，难免有怅然若失的感觉。
回想起来，此书的写作过程很像竹子的生长，当它处于扎根阶段时，竹鞭在土壤里不断延伸。那是一个时达数年的缓慢生长过程，一旦进入快速生长的拔节冲刺阶段，它就迅速蹿高，在数周之内长到几米乃至十几米。
此书花费数年才完成初稿，初稿出来后，我送给朋友审读，他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我深受启发，从此书稿仿佛进入了一个“拔节冲刺”的阶段，短短几个月之内便三易其稿，从内至外焕发出新的精神。
王蓉晖女士关于叙事逻辑的建议，使我下决心对篇章结构做出较大调整，将叙述主线聚焦于杜甫最后漂泊的五年；崔春强先生和寻莉女士关于可读性的建议，增强了我根据目标读者群凸显行文风格的意识；范智红女士和韩文前先生关于杜甫形象及其传播的建议，促使我更深地思考杜甫研究的当代意义；龙育群先生以一名资深编辑的严谨，校正了初稿中许多错字漏字，使我在改稿过程中更加注意推敲和检校；陈志先生对此书的选题和我本人的作为给予积极的评价，使我备受鼓舞，尤其是他针对书稿叙事的几个关键点向我提问，对我启发很大，随后将改稿的重点放在如何回答他的问题上，使全书的脉络更为通畅；孙晓莉女士和喻杉女士慷慨而热情的帮助，为此书平添了儿多光彩。在此，对各位师友的鼓励、批评、指导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2025年5月上旬的湘江漂流，不仅了却了我的心愿，实地验证了书中一些推论和观点，还更加深入地体验到杜甫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文化意义。它是无字的篇章，是此书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次漂流有众多朋友参与和帮助，《潇湘晨报·湖湘地理》的唐兵兵先生十多年前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骑行下过海南，上过西藏，乘舟漂流过湘江，我通过毛念东先生找到他，问他还愿不愿意再来一次，他慨然应诺，由于他的参与，这次漂流更具历史文化考察的深度。
崔春强父子、易澳父子分别参与了漂流的不同阶段，为我们的行程带来许多乐趣和惊喜。
在十一天近九百里的水程里，我们遇到了不少陌生而亲切的朋友，耒阳的钟树祥先生，衡山的熊仲荣先生，南岳大麓深处的徐衡先生、阳坚先生、龙云衡先生、梅疏影女士和王砚女士，花石村九十高龄的刘芝兰老人和她的女儿，株洲的仇民主先生、佘意明先生、张东方先生、刘平先生和肖星平先生，长沙的钱烨先生、常立军先生、蒋军良先生及其女友，岳阳的孔有缘女士及其家人，他们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我们能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皆因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交集一一对故乡的挚爱以及对杜甫的崇敬。
一路上，我们还得到了许多没留姓名的朋友的无私帮助，例如赤石村为我们临时下厨做饭的八十多岁的老娭毑，花石村渡口为我们看护皮划艇的摆渡大哥，榜头村为我们驾船渡过风浪的老艄公以及主动领路带我们寻找老艄公的孩子，黄陵港村放下手中锄头引导我们上湖垸勘察湘夫人祠旧址的老农，铜官镇上大大方方背诵杜甫诗的小朋友，平江杜甫墓同意我们破例进入古迹整修工地参观且钟情于自己工作的值班女孩，屈子祠乡为我们下面条煮毛鸡蛋的客栈老板，等等，虽是一面之缘，但他们的声容行止将成为珍贵的记忆。
这里还要感谢《潇湘晨报》用了半个版面刊登我记录湘江之行的十一首小诗，感谢用小楷抄录这十一首诗的李韶彬先生，感谢向他的学生们讲述这十一首诗的陈建忠先生，孩子们关于我“年轻”的议论特别令人开心。
此书的写作，还得到家人的关心，让我所做之事更有意义和价值。
尤其要感谢易中天先生、康震先生、邱华栋先生、李少君先生和袁子弹女士为此书撰写推荐语。
易中天先生是我的老师，他的学问充满正大气象和问天精神，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课堂开始，我一直服膺至今；康震先生治学畅达中正，为人温文尔雅，他为此书题写书名，其字宛若其人，富有即之则温的君子气息；邱华栋先生、李少君先生和袁子弹女士都是我的校友，他们极具才华，分别在文学、诗歌和影视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他们同校是我的骄傲，也是多年来鼓舞我前行的动力。
最后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和崔萌女士，在我投递书稿时，很快得到他们的正面反馈，并在此书编辑过程中给予我很多具体指导和帮助，使此书得以顺利出版。三联书店的底蕴、品质和声誉是世人公认的，此书能得其认可，真是我莫大的荣幸!
谨以此记。
刘鲁颂，湖南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与国家行政学院联合培养公共管理硕士。长期从事民航领域相关工作，业余时间进行文学研究和创作，在《文艺报》《理论与创作》《诗刊》等报刊发表过数十篇文艺评论、散文、札记、诗歌作品，相关作品多次获得省部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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